2025年ESMO年会公布了monarchE研究总生存数据，结果显示，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为HR+/HER2-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带来显著生存获益，死亡风险降低15.8%。这是CDK4/6抑制剂在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首个OS阳性结果，标志着早期高危患者治疗策略的重要进展。肿瘤瞭望特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李惠平教授深度解读该研究数据，分享高危患者识别经验，并探讨早期干预的临床价值，为临床实践提供重要指导。
编者按：2025年ESMO年会公布了monarchE研究总生存数据，结果显示，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为HR+/HER2-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带来显著生存获益，死亡风险降低15.8%。这是CDK4/6抑制剂在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首个OS阳性结果，标志着早期高危患者治疗策略的重要进展。肿瘤瞭望特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李惠平教授深度解读该研究数据，分享高危患者识别经验，并探讨早期干预的临床价值，为临床实践提供重要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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肿瘤瞭望：本次ESMO年会上，monarchE研究公布了其OS结果，显示在HR+/HER2-高风险早期乳腺癌患者中，辅助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相比单纯内分泌治疗，显著改善了患者总生存期（HR 0.84，P=0.027）。您认为这一结果的公布，对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有何重要意义？
李惠平教授：本次会议上monarchE研究OS数据的公布，对HR+/HER2-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，特别是针对高危人群的强化治疗策略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我们知道，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（例如腋窝淋巴结1-3个阳性且伴有其他高危因素，或腋窝淋巴结＞4个阳性），其早期复发风险较高。若对高危与非高危人群采取相同的治疗措施，其结局往往不同。因此，针对高危患者，我们需要考虑强化治疗。
monarchE正是针对这类淋巴结阳性的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设计的CDK4/6抑制剂辅助治疗研究。研究纳入了两个队列：队列1为≥4个阳性腋窝淋巴结，或1-3个阳性腋窝淋巴结且伴有至少一项高危特征（原发肿瘤≥5cm，或组织学分级3级）；队列2为1-3个阳性腋窝淋巴结且Ki-67评分≥20%。两个队列的患者均按1∶1比例随机分配至阿贝西利（150 mg，每日两次）联合标准辅助内分泌治疗组，或单纯标准辅助内分泌治疗组，治疗期为2年。研究主要终点为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期（IDFS），次要终点包括Ki-67高表达人群的IDFS、无远处复发生存期（DRFS）、总生存期（OS）、安全性、药代动力学（PK）及患者报告结局（PRO）等。
monarchE研究主要OS分析的数据截止日期为2025年7月15日，中位随访时间为76个月（6.3年），在5637例患者中，与单纯内分泌治疗相比，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降低了15.8%的死亡风险（OS：86.8%vs 85.0%；HR 0.842；95%CI：0.722-0.981；P=0.0273）。
在此次分析中，还观察到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患者IDFS风险降低了26.6%（77.4%名义P＜0.0001），DRFS风险降低了25.4%（名义P＜0.0001）
由此可见，对于HR+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，单纯内分泌治疗已不足以控制其复发风险，需要联合CDK4/6抑制剂如阿贝西利进行强化辅助治疗。这是monarchE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，也意味着这类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有望获得显著改善，因此，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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肿瘤瞭望：monarchE研究纳入的患者为高风险人群（如≥4个阳性淋巴结，或1-3个淋巴结合并其它高危因素）。请您为我们分享下，在您的临床实践中，如何识别这类真正需要强化辅助治疗的患者？除了临床病理特征，是否还会结合基因表达谱或Ki-67等生物标志物进行决策？
李惠平教授：我个人认为识别高危患者主要从两方面考虑：一方面是从解剖学角度看，如果患者就诊时肿瘤体积较大，例如直径≥5厘米，或已出现淋巴结转移（尤其是≥4个阳性淋巴结），这些都属于高危因素。另一方面是从分子水平来看，即使肿瘤体积不大，但如果Ki-67指数较高（如≥20%）或组织学分级较高（如3级），同样提示患者为高风险人群。
目前，乳腺癌已不再被视为单一疾病，而是根据分子分型进行进一步划分，从而进行治疗。未来可能还会整合更多基因层面的信息，但目前尚不明确，monarchE研究中也未涉及。monarchE研究主要依据肿瘤大小、淋巴结状态、Ki-67指数和分级来界定高危人群。其中Ki-67作为增殖指数，其水平越高，往往提示肿瘤恶性程度高、增殖快、转移风险大。
对于这类具有高危因素的患者，仅仅依靠标准内分泌治疗往往不够。monarchE研究显示，在此类高风险人群中加用CDK4/6抑制剂阿贝西利，不仅能显著改善IDFS，还在7年随访中获得了OS获益。这在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非常难得，说明对于此类患者，强化辅助治疗具有重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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肿瘤瞭望：monarchE研究中观察到，对照组有52%的患者在后续转移阶段接受了CDK4/6抑制剂治疗，而阿贝西利组仅为34%。这是否提示我们在辅助阶段早期使用CDK4/6抑制剂可能带来更多生存优势？您如何看待这种“早期干预”与“后线补救”在疗效与药物可及性之间的平衡？
李惠平教授：对于这一问题，我认为仅通过monarchE研究本身，我们无法直接得出“早期干预”优于“后线补救”的结论。但就肿瘤治疗而言，无病生存与带病生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状态。早期干预使患者获得生存获益，并处于无病状态，这对患者的生活信心和人生规划至关重要。而一旦出现复发转移再用药，患者的治疗体验和生活轨迹将完全不同。
monarchE研究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，在于它证实了在高危人群的标准治疗基础上联合CDK4/6抑制剂阿贝西利，能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，尤其是无疾病进展的生存时间延长方面。尽管对照组中有一部分患者在疾病进展后使用了CDK4/6抑制剂，但研究仍在7年随访时显示出1.8%的OS绝对获益（86.8%vs 85.0%），这实属不易，进一步说明对于高危人群进行早期干预非常重要。
李惠平教授
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
主任医师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医学博士
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.D.Anderson学习2年
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
中华医学会乳腺学组副组长
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
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
中国进展期乳腺癌共识指南共同组长和执笔人
Associate Editor of“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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